何为同志在一篇题为《散文与我》的文章中曾谈到《第二次考试》的构思和创作的经过，认为“文章有时候确实是改出来的”。
1956年，上海合唱团招考团员，何为同志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去应试，终于被录取了。过了几个月以后，何为同志听说有一个女学员因为在杨树浦抢救火灾倒了嗓子，影响了考试成绩，最后还是被录取了。这件事在何为同志心里动了一下。他那时经常住在医院里，认识一个医学院的实习医生，朝夕相处，发现这个年轻的女医生身材修长，亭亭玉立，喜欢穿嫩绿色毛衣和咖啡色裤子，全身弥漫着青春的气息，像春天早上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棵青葱小树。何为同志撷取了生活中的这些素材，花了大约两个昼夜，写了一篇3000字的散文。写完了就往抽屉里一搁，让脑子冷却一下，有空就拿来看看，总觉得不理想。那是1956年秋天的事。
不久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去信向何为同志约稿，由于版面的关系，希望作品最好在2000字以内。何为同志想，这等于他手头刚刚脱稿的一篇散文必须砍掉三分之一，这可是一个“大手术”。于是，他重新构思，结构上重新调整，用最经济的手法勾勒出了两次考试场面。从题材来说，也可以写成小说，但他仍作为散文处理(因为有人物也有情节，篇幅又短，后来也有人在评论时称之为小小说)。为了不超过2000字，他得
“惜墨如金”，从第一段第一句话开始就得抓住读者，于是采用了悬念手法。文章处理时又运用了电影镜头调度，包括对要人物不同角度的描写。教授凝视那个学生的报名照时用的是一个特写镜头，如此等等。那不是修改，而简直是一次花了很大力气的重写。写完了，2000字还不到。
直到现在，何为同志还很感谢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的同志们.他说:“如果当时没有从3000字压缩成2000字，这篇散文发表后也许只是一篇平庸的作品。”所以他认为:文章有时候确实是改出来的，而对一个作者来说，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次严格的考试。事实上，这篇散文在1956年12月26日于《人民日报》副刊上发表后，便引起读者注意，被译成外文，选入语文课本，编入多种选本，以后又改编为电影和广播剧。不久，这篇散文又被中央人民人民播电台改编成“广播小说”，改编者为了使作品具有现实意义，把作品的背景改成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。对此，不少听众提出了异议。何为同志本人也认为这样的改动是对原作的不够尊重。固然，改编是一种再创造，但既然是改编，也还得征求一下原作者的意见，至少应该打个招呼。这又告诉我们:脱离了生活实际的改，却是改不好作品的，
